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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父、母亲和我(我与新中国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)

日期:2019-04-17 11:37:33  浏览:  字体:   来源:人民网


  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尊重人,尊重人的个性和才能,尊重人的喜爱和选择,并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广阔舞台,帮助人们实现人生价值,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。

  我祖父是一个热衷于听故事的人,每到镇上逢集,他就到镇上背街的地摊演艺场听艺人讲故事。讲故事的形式多种多样,有的敲着小扁鼓唱打鼓金腔,有的打着简板唱坠子书,有的抱着长长的道情筒子唱道情,也有的拍着惊堂木说评词。不管艺人用什么样的形式讲故事,祖父都爱听,他就那么盘腿往地上一坐,听得全神贯注,常常是从开场听到散场。

  镇上不逢集的时候祖父怎么听故事?他的办法是怀揣一本唱书,请村里一个识字的老先生念给他听。老先生戴着花镜,念得咿咿呀呀,祖父双目微闭,听得如痴如醉。祖父看管我,不许我乱说乱动,把我紧紧搂在怀里,只让我玩他长长的白胡子。我把祖父的胡子捋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又睡,睡了两觉醒来,老先生还在念,祖父还在听,真没办法!

  祖父临终时,我母亲问他有什么要求。祖父用最后的力气,提出的唯一要求是,把他的书都放在他的身边,他要用书当枕头。

  祖父作为一个农民,不喜欢种庄稼,却如此痴迷于听书,应该说他天生就有听书的内驱力。如果祖父识字,他的天赋有可能发挥出来,不但能听书,说不定还能写书。然而真是可惜,我祖父一天学都没上过,一个字都不识。祖父出生在清朝末年,那个时期战乱频仍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。在那样的时代,普通农民能活命就算不错,哪里还能上学识字呢?

  再说我母亲。母亲出生在民国初年,也是一天学都没上过。虽说母亲不识字,但母亲是有些文学天赋的。母亲很善于讲故事,一讲就讲得有因有果,有头有尾,头头是道。母亲所讲的故事里总是有文学的因素,文学的细节,我称之为小说的种子。以母亲所讲的故事为种子,我写了不少短篇小说,至少有十几篇吧。

  母亲生前,我曾跟她说笑话,说您要是识字的话,说不定也能写小说,也能当作家呢。母亲说,这一辈子我是不讲了,下一辈子我一定要上学。母亲也跟我说笑话:我要是会写小说,说不定比你写得还好呢!

  现在该说到我自己了。我是1951年出生,是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下长大的。我比祖父和母亲幸运,一到上学年龄我就走进了学堂。学堂1958年开办,就办在我们村。村里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几十个男孩子、女孩子都有学上,沉寂的村庄一下子百人牛牛有了琅琅读书声。我学习成绩不错,很快就加入少年先锋队,并成了少先队的中队长。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父亲去世了,家里遇到一些困难。这时我姑姑劝我母亲,别让我再上学了,主张让我去干活,为家里挣工分。在这个问题上,母亲没有听姑姑的劝说,没有让我弃学。母亲态度坚决,说孩子不上学,脑子就不开化,将来就不会有出息。她还说,学校建到了家门口,国家鼓励孩子上学读书,孩子上学正上得好好的,她怎么能忍心把孩子从学校里拉出来呢?母亲还说她小时候也想上学,也想念书写字,可那时候兵荒马乱的,人成天东躲西藏。如今孩子赶上好时候,总算得到上学的机会,哪能错过呢?

  亏得有母亲的坚持,我拿到了初级中学毕业的文凭。此后,以初中所学到的文化知识为基础,我不断自学,不断开掘自己,丰富自己,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1970年,一家大型煤矿到我们公社招工,我有幸参加了工作,成为一名煤矿工人。刚到煤矿时,我并没有下井采煤,而是在煤矿下属的一个水泥支架厂里采石头。我们在一个很深的石头坑里把石头采出来,然后用破碎机把大石头粉碎,粉成一些细小的颗粒,掺上钢筋和水泥预制成支架,运到矿井下代替坑木作支护用品。我在支架厂干了两年多,因给矿务局广播站写了几篇稿子,就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,先是编辑矿工报,后是当新闻干事,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到宣传部工作后,我主动要求到井下去采煤。我想,作为一个煤矿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,没有在井下劳动的深切体验怎么行?我先后去了王沟矿、王庄矿、芦沟矿等,和矿工弟兄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在井下干了八九个月时间。下井期间,我当过掘进工、采煤工,还当过运输工,对井下所有的工种了如指掌。我经历过矿压所造成的冒顶、片帮等危险,与矿工同甘共苦,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  1978年春天,我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,从基层煤矿调到北京,调到国家煤炭工业部,在《他们特别能战斗》杂志社当编辑和记者。这次调动,我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,同事们也感到惊讶。我一没有大学文凭,二不认识杂志社的任何人,三还不是正式干部,只是以工代干,怎么可能一下子调到煤炭部工作呢?只是因为我给杂志社写过一些稿子,杂志社的老师们认为我写得还可以,以借调的方式,对我进行了面对面的认真考察,认为我适合做编辑工作,就毅然决定调我进京。我充满感激,工作干得十分卖力。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重点煤矿,写了大量的稿子,得了不少奖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在煤炭部工作,我开阔了眼界,增长了见识,锻炼了才干,并积累了大量文学创作素材。杂志改为《中国煤炭报》之后,我被提拔为报社的副刊部主任,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。

  还在煤矿时,我的理想是当编辑和记者。到北京当了编辑和记者后,我没有满足,业余时间一直在写小说,想当作家。新闻要求客观性、纪实性,我还有一些想法和情感,需要放在想象的空间,通过文学创作加以表达。还好,我所写的短篇小说《鞋》和中篇小说《神木》,先后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二届老舍文学奖。

  机遇又一次眷顾我。2001年,我五十岁,一心想集中大块时间写长篇小说。说来真是幸运,这年北京作家协会要吸收一批驻会专业作家,于是我顺利地调入北京作协,成了一名专事写作的作家。正当我需要时间的时候,北京作协就把大块大块比黄金还要宝贵的时间给了我,使我得以集中精力、调动潜能、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文学创作。

 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,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赶上了好时候》,主要意思是说,我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如愿以偿做我倾心喜欢的工作,并通过勤奋劳动实现了人生价值,是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。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尊重人,尊重人的个性和才能,尊重人的喜爱和选择,并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广阔舞台,帮助人们实现人生价值,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。

  时代是一个大命题,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所起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。我个人的一系列人生经历,就是最好的注脚。

  母亲生前多次对我说,她做梦都没想到,我们家的日子如今会过得这么好。母亲还说,你爷爷要是还活着就好了,要是知道他孙子不但会念书,还会写书,不知道有多高兴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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